事实与证据都是证明活动的证明对象。事实与证据都以物质形式为存在基础，以所负载的信息为存在功能，都具有系统结构和信息功能，即使是事实认知也是如此。这一点，正是我们将证据与事实联系起来的基本前提——信息联系。
实现证明目标就是实现信息联系。信息联系才是证明活动的本质。事实是以物质存在为其信息依附的，没有物质就没有信息，有物质就必然有信息，二者是并存的。事实的过去性、事物运动时间的一维性，决定了事实的物质结构系统的不可逆性。证明活动结论的物质结构具有了两种物象：以特定物为存在形式的第一物象和以语言为存在形式的第二物象。第二物象的系统性与相关信息的系统性是一致的，它们构成了事实的物质

          邹容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章太炎            沈家本
        会审公廨审案场景
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并没有检察官官称,甚至从实质功能上讲,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检察官，尽管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御史制度的传统。因而，中国检察制度的引入，还得从清末变法说起。清末变法的因素有很多，但收回法权的急迫性是变法的直接原因，英美等国通过战争、条约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，特别是会审公廨设立之后，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了破坏，领事裁判权不仅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，也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，1903年6月在上海发生的“苏报案”就是

证明主体追求证明对象与证据现象的一致性。证明对象与证据现象具有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结构-功能上的一致性。证据现象的最后归宿是对证明对象即待证事项的证明。所以，研究证据现象应当也要研究证明对象；研究证明对象有助于证据现象研究的深化。
证据的价值在于对证明对象的证明，而证明对象通常就是待证事实，本书所要研究的研究对象也是事实。证明活动中的事实只能是主观事实。没有人的认识活动，就既没有证明活动、也没有证据现象。证明活动中的一切要素，均要依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从性质上看，二者都是属于主观的范畴，都是主客观相结合之物；在物质形态上，二者都属于第二物象，都是以语言作为其基本物质形式；从结构形态上看，二者都是主观系统，是一种思想结构系统，都具有系统的完整性；从信息形态上看，二者都是一种思想认识，是一种主观信息；从二者的功能形态上看，二者都是一种社会存在，可以用于人类的认识活动。
但是，二者在证明活动中的“身份”是不同的。证明依据是证明活动中的主要材料，是得出证明结论的前提；证明对象是需要证实的对象，是证明依据需要对其进行证明的对象，是整个证明活动需要实现的目标。虽然二者有这些共同点和不同点，从实现证明目标的实际出发，先对工作对象进行研究

待证事实和确认事实都是事实，前者是事实预设，后者是证明结论。证明对象都是事实预设：当其证明目标是获得证据时，其证明对象是待证证据，其证明结论就是证明依据；当其证明目标是获得事实时，其证明对象是待证事实，其证明结论就是确认事实或者是事实依据。证明对象与证明结论中的证明依据和确认事实一样，都是证明主体的认识结果。它们中，证明对象是一个待证事实，确认事实是一个已证事实，证明依据则是经过证据组合后的一个事实认知，它们都是解决事实问题后的一种结果。它们作为一种共同的认识系统，只是因为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同，因而在证明活动中具有了不同的地位。
证明对象与证明结论、待证事实与确认事实一样，都是

诉讼证明中的预设与求证，是全部诉讼过程的重点内容。以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为例，进行预设与求证，就是侦查取证的不二法门。
先有预设，即根据案件事实的痕迹和经验，提出侦查预设，确定侦查方向，然后按图索骥，发现和收集证据，对证据及其与证明对象（即侦查预设）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，在收集、论证、筛选的同时不断根据证据情况对侦查预设进行修正，并以此为据调整侦查方向，在这样的交错进行中不断接近案件真实，实现对案件事实的最后证明。
可见，任何证明都是有预定方向和范围的，即有论点（论题）的。在本书中，叫证明对象，也可以叫“证域”。证明对象通常是一个未经证明的有关事实或者证据的论断，它使所有相关

证明对象是由证明主体确定的。证明对象的确定反映证明需求，证明需求的内容就是证明对象。证明主体根据证明需求，提出一个暂时性的认定，作为在证明活动中需要加以证明的对象，这就是证明对象即待证事项。证明主体在证明活动开始之前进行的这种暂时性的认定，就是一种预设行为。
进行预设，是证明主体启动证明活动的第一步，这是特定证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。预设的结果，就是提出证明对象即待证事项。证明对象本身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和决定，当然应是一种对客观的反映，是存在决定意识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一般证明对象是如此，诉讼证明对象则有其特殊性。人们通常把诉讼证明对象归结为诉讼事实。诉讼中的事实预设包括了诉

预设是一种事先的假设。就是在特定证明活动开始之前，提出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，对相关事物暂予以确认。预设只是事先设定需要证明的问题，并不是解决问题，更不是证明结论。这种预设，经过证明活动之后，可能被证明，也可能不被证明，还可能与预设所认定的相反。
预设提出的问题都是暂时性的，属于“姑妄言之”之类。这个预设通过证明活动得以证明，则这个预设就是有用的；若未予证明、甚至预设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，则需要根据证明需求和业经证明的情况，对原预设进行修正，或是提出新的预设。所以，也可以说，预设都是暂时性的。
预设的动力来源于待证事项提出者的证明需求（当然，这种证明需求又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

确定证明对象的主要功能，是指出一个特定证明活动的方向。它既不是得出结论，又不是提出证据，只是提出“证明什么”。所以，证明对象是真实性与可靠性需要进行证明的事物。
任何一个证明活动，都不能不有一个证明对象，就是提出证明任务，指明证明目标，确定证明方向，使证明活动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漫无目的的进行。没有特定证明对象的证明活动是没有意义的。
证明对象的通常表达模式是“A是B”和“A不是B”。比如“枪是可以打死人的”、“那是一棵树”、“乔治·布什不是中国人”、“马加爵杀害了他的四名同学”等等。其中的“A”通常是已知者，“B”通常是未知者，提出证明对象就是将未知的性状暂时确定为是

列宁  他在《论“双重”领导与法制》中主张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
 
“十月革命”前，俄罗斯帝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并在借鉴外国检察制度的基础上，建立了自己的检察制度，1722年彼得一世签署了关于设立俄罗斯帝国检察机关的命令。1722年4月27日，彼得一世又签署了关于总检察长职位的命令，该命令规定，总检察长是“国家的眼睛”、“国家案件的诉讼代理人”，各级检察长有权对其他国家机关遵守法制的情况实施监督。1864年司法改革后，俄罗斯帝国检察机关在实施一般监督权方面仍拥有重大权限。
 
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胜利后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彻底摧毁了俄